前言

1991年2月17日凌晨，当多国部队的战机群以地震般的爆炸当量擂击伊拉克巴格达时，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自此，人们重新认识力量。

这年年底，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轰然瓦解，全球战略力量以此发生重大变化。这为中国军队由数量建军转变为质量建军，提供了难得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有人就要问了：“我们的军事力量如何？”其实，答案早已作出。

10年前，也就是1981年，国内就推演了一幕“和平的战争”——华北大演习。自那时起，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就立誓，全力加速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杨得志、张震向邓小平汇报演习方案

警卫人员事先接到通知，院门准时敞开，两辆高级轿车正好驶到，一先一后滑入院中。大门关闭，里面经历的一切便成为“内幕”。

而军界三个重要人物的谈话记录变作铅字文件，首页右上角赫然印着两个字“绝密”。话说，一切有文字记录的内幕，或迟或早都将脱密……

时间来到1981年3月10日上午。

车上下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礼貌有素的工作人员迎住两位将军，说：“首长在等。”便前行引路。

到了会客厅后，杨得志敬礼，邓小平伸出手，杨得志握过，侧开身让给张震。接着，各自落座。杨、张二人照例不能像邓小平那样仰靠沙发。

开门见山，话题直接进入华北大演习事项。

张震回忆说：

“与邓小平见面就这么简单，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同你拉家常，约好什么事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谈完就完。他征求你意见，你抓紧扼要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啰嗦一句，否则必碰钉子无疑。”

谈话的预定内容：杨得志向邓小平汇报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的方案与军委办公会议的意见。

接下来，杨得志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预想的三个方案向邓小平作简要说明，整个汇报过程突出“干脆、利索”。

邓小平早已成竹在胸，吸着烟从容道来。邓小平的意见就是最后决定，杨得志边听边记，不由地想起两年前的武汉。

那个时候，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北京一道急电将他召回，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司令员，与该军区的前任司令员王必成对调，组织对越自卫还击西线。东线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执掌。

在《中越战争秘录》这本书中这样描述：

杨得志、王必成，两员虎将，壮心不已。王必成更熟悉昆明军区的部队，知己；杨得志更熟悉越军的作战特点，知彼。在经过慎重权衡后，中央军委决定杨得志即刻飞往前线，接手战前部署与指挥。

对越南，杨得志自然不生疏。抗美援越的1967年，杨得志曾以友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越南北方。期间，他详细地考察了越方军事形势。让杨得志想不到的是，他遵照党中央指示费尽心血全力帮助过的这个邻居，12年后会把“同志加兄弟”式的两国友谊推向战争的边缘。

而杨得志本人，又担负起了与上一个羊年截然相反的使命。对此，外电说得很轻松：

“看来杨得志司令员对越南的作战形式和‘招数’，具有相当的知识。”

79年之战，是邓小平下的决心。那时邓小平刚复出一年半，军队职务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完成作战任务后，杨得志回京，从邓小平手里接过总长之职。

80年底，邓小平担起了中央军委主席的担子。上任不久，475万军队的统帅邓小平决策的第一件事，便是以“全面检验、提高军政素质”为目标，组织一次国内空前的、方面军规模的实兵演习！

具体演习方案，总参谋部和北京军区上报了不同的方案。到底该如何抉择？需要邓公的拍板。

秦基伟坚持建议搞大规模军演

3月10日，杨得志出发去邓小平住处前，先给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杨得志说：“我和张副总长马上要到邓主席那里去，你对演习方案还有什么想法吗？”

秦基伟脱口而出：“我还认为按第一方案好。”

杨得志说：“噢！我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邓主席的。”

秦基伟放下电话，在阔大的办公室内走动了几步，不由停在窗前。他想着：杨总长和张副总长去向邓主席汇报，路不远，车子一会儿就能到。结果会怎样？秦基伟不晓得，好在，他的意见是带上去了。

秦基伟是很敬重杨得志，也很赞赏杨得志居功不傲，广开言路的胸怀。说来有趣，他俩也是有缘分的，秦基伟在20世纪60年代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员，而这一职务前年是由杨得志赴滇担任的。当然，秦基伟不会把这看作是前任继任关系。

老同志都知道，秦基伟见了杨得志是要先敬礼的。

在秦基伟的印象中，杨总长虽功高位尊，但遇事还要与各方面反复协商，包括对下级的意见也很看重。

也正因如此，秦基伟才更加敢言，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

话说，秦基伟形成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77年到80年，北京军区连续4年组织了4次集团军规模的战役集训。再早几年，还组织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打集群坦克演习”。

秦基伟说：

“如果再以中央军委新的战略方针重新组织一次战役集训和演习，我一定能大大超过过去，把战备、训练和全盘工作较大幅度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这期间，秦基伟经历了一些事，让他更加坚持建议大搞军演了。

一、几位老帅指示，战略方针具体化问题，是军队头等大事。位置摆得相当高。

二、军区官兵都憋着一股气。

1980年秋天，秦基伟参加总部组织的夜间训练现场会。会上，他遇到了熟人，被问道：“你们北京军区那么多部队，就不能组织一个像样的演习吗？”秦基伟听后，心被重重击打了一下。

返回途中，路过保定。秦基伟对军区的作战部副部长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演习？”这个副部长听了，很激动地说：“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有几次战役集训的经验，和这几年对防御作战的研究基础。”

自从抗美援朝一战，秦基伟20多年没打仗了，战争变得既熟悉又陌生。对此，秦基伟保持高度警觉。

1979年之战后，军队上层对国防建设进行了反思。国防部长徐向前元帅发表文章指出：

“我们的军事思想必须与变化了的情况相符合。如果我们用三、四十年代的老办法对付和指挥一场现代化的战争，那我们必定要受到巨大的挫折，遭受严重的失败。我们知道，在战争史上，许多失败并不是由兵力和武器的低劣，而是由落后的军事思想和错误的作战指挥造成的。”

统帅部没有死守“诱敌深入”的光荣，将军们没有死守过去的光荣。大家都以崭新的战略眼光面向世界。

但将军们又是凡人，考虑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最高决策者的勇气、智慧和驾驭能力了。

此次，北京军区和总参谋部出台了两个方案。秦基伟的想法是：演习就大一点，不要小家子气。他的主要军事副手马卫华副司令员都支持这一想法。这样，他们的演习方案的草拟，体现了这个主导思想。

1981年1月14日，张震副总长等人到北京军区，了解大体设想，共同研究有关问题。

2月25日，在三座门举行会议，军委、总参领导同志听取北京军区的正式汇报。到会的有国防部长耿飚、总长杨得志，副总长杨勇、张震，军委常委韩先楚。秦基伟，马卫华提前几分钟到达。

会上，秦基伟代表的北京军区，汇报详尽而不拖沓。一听就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胃口，规模大、兵力多，气魄很足。其规模大到在国外也是罕见的。

接着，杨勇发言。由于杨勇在北京军区任司令员多年，所以他的话说轻说重都合理。他说，我看规模稍小点儿为宜，集团军规模，人数是北京军区报的一半，少花点钱，演习内容不变，少花钱同样能办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他的意见得到了其他领导的同意。

这时，秦基伟重申搞大规模演习的意义与理由，强烈建议采用北京军区的方案。

这样一来，形成了相持的局面……

邓小平最终拍板，给出10个字的指示

总参谋部出手不凡，一下子提出了两个方案。北京军区的方案是搞方面军（即大军区）规模的，总参在维持集团军规模的前提下，又拿出了一个师规模的方案。

此时，机关的个别同志有些沉不住气，认为军区的方案要搁浅。

3月10日上午，车子驶向邓小平住处的路上，杨得志最后清理了一下思路。他在考虑外交。

周边国家的反应不能不想到，首当其冲的是苏联。杨得志说，要是自己是司令员，也就不会把这层想得这么多，看得这么重。

回想起在南线打仗，杨得志搞的也是多多益善，手头掌握了许多部队，胃口不比秦基伟小。要让他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演习方案肯定和秦基伟如出一辙。可他现在是总长，上下左右都要关照到。

杨得志知道，军队的事，尤其是边防部队的事，很容易涉及外交问题。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杨得志赴任前在北京听取了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尤其对苏联反应的分析，受到很大教育。同样，演习规模一搞大，军队工作肯定是受益的，外交上会不会出现什么麻烦，给国家造成某种不利？

3月10日下午，杨得志向邓小平汇报了事先拟定的三个方案。他说，来之前，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有的同志说，按第一方案演习花钱太多：政治上对苏联有没有影响？所得的效果如何？还有的同志说，规模小一点好，节约一点好。

邓小平轻微颔首，吸了一口烟。

杨得志接着说，

今天上午我又同秦基伟同志电话商量过，他还认为按第一方案好。我们考虑第一方案主要是花钱多些。

邓小平说：

我曾经听到过他讲过演习的设想，没有讲要花多少钱。

杨得志结束汇报：

到底怎么确定好，请邓主席指示。

邓小平点点头，看向张震。张震随即就第一方案作了些补充说明。

两人都说完后，邓小平一步到位。首先是外交问题，邓小平认为，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陆地上搞演习，苏联也搞过嘛！苏联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

言下之意，不要考虑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应。

邓小平接着说，这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

“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只有旅大、辽东半岛叶帅主持搞了一次，我去看了，你们也看了吧。”

那时，杨得志和张震都在战役系学习，遗憾地错过了。张震说，后来只是在电影上看的，与现场的感受是不能相比的。

邓小平说，

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少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了吗？

杨得志说：“对立案，企图没有不同意，只是感觉规模大，花钱多。”

说到这里，邓小平说，我们对越反击战还不是打了更多的炮弹，当然也有浪费，恐怕多打了一倍吧。

这场战役，杨得志、张震都深有感触。

接着，邓小平说，对越作战，越南给我们的评价有两条：一条是炮火厉害；第二条是部队勇敢。

谈了许久了，邓小平扬了一下手掌：

“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总参具体抓。”

张震说，杨得志是领导小组组长，具体请秦基伟同志搞。

邓小平颇有一些担忧，这样规模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看这次组织能力怎样？

张震说，北京军区集训干部已经搞过四次图上作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了。

邓小平点点头，说，

总参要抓，花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儿，要把部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张震最后请示，

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要动用储备物资。

邓小平说，定了，就这样！

随即，邓小平在张震上报的请示信上，批示道：

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邓小平

三月十日